在上列事实中，熙宁间为王安石当政期间，元丰间王安石虽已经退隐，但执政者蔡确、章悖等均为“新党”中要人，故一向诋诟王安石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孟子配享，乃荆公请之”；政和至宣和年间是蔡京当国，亦号称行“新法”。因此，王安石及其“新党”，实在堪称孟子升格运动中之功臣。

宋室南渡以后，孟子升格已进入尾声。当时，王安石“新学”尽管遭到排斥，但“尊孟”取向却为统治者全盘接受。到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国子司业刘爚奏准将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作为官方之学。差不多同时，目录学家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正式从目录学上把《孟子》一书由“子部”升格至“经部”。至此为止，孟子升格运动已告基本完成。到元朝的至顺元年（1330年）元文宗加封孟子为“亚圣公”，这可说是整个孟子升格运动的句号。

当然，孟子升格运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也出现了不少逆向的言行，即删孟、议孟、疑孟、辩孟、黜孟乃至诋孟的思想倾向。举其重要者言之：如唐末林慎思作《续孟子》，把《孟子》书中他以为不是孟子“原意”的内容加以改写。北宋庆历之际的李觏作《常语》，提出孟子不续“道统”、孟子背叛孔子、孟子怀疑六经、孟子不尊王、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反对孟子排斥功利。李觏的学生陈次公、傅野等则附和乃师之说。北宋熙丰之际，司马光著《疑孟》，对孟子加以批评。司马光的“疑孟”，从政治上讲，目的是攻击王安石变法；从学术上讲，是因为他信奉西汉扬雄的思想。司马光的门人晃说之著《儒言》，反对孟子的态度较其师更激烈，而矛头所指也是王安石。他公开上疏，反对当时立《孟子》于学科。南宋初的郑厚作《艺圃折衷》，对孟子进行人身攻击，极尽诟骂之能事，说孟子是借孔子思想而“卖仁义”。南宋中期的叶适，在其《习学纪言序目》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反对当时的尊孟风气，他否定孟子一系独传“道统”，批评孟子专言心性，批评孟子不切实际的政治思想等。认为孟子身上存在着四个毛病，“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

以上诸人的反孟言行，由于不适应时代潮流，所以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效果。倒是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曾掀起过一点反孟的小浪。作为绝对专制独裁的君主，朱元璋对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十分反感，开始想罢去孟子在孔庙配享的资格，后在大臣冒死进谏下只能作罢。但他却下令删除《孟子》书中“激进”的话共八十五条，出版了一本名为《孟子节文》的书，规定科举考试不能出现已被删掉的文字。但即便权倾一时的皇帝，也不能改变已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所以，“怪胎”式的《孟子节文》一书，并没有流传开来。

三、孟子思想略述

有关孟子思想的研究，代不乏人，两宋以后尤多专家。这里只是很简略地叙述一下，有兴趣者则应该进一步去阅读那些专家之作。

这里，我把孟子思想分为四方面来讲，这仅是就其重要者而言的。

. 人性本善

中国第一个系统提出并讨论人性问题的思想家应该就是孟子了。在孟子之前，孔子偶尔提到过人性，但并没有讲人性的善恶问题。是孟子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命题，以后他的理论引起了长期而热烈的争论。

就当时言，与孟子展开争辩的是告子。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就像流水不分东西南北一样。这一观点遭到孟子激烈的批评。孟子确认，人具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他也用水来作喻：“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而人性之所以本善，是因为人生来就有“善端”，就好比人生来就有四肢一样。这种“善端”不仅是先验的，也是超功利的，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

这就是著名的“四端”说，亦即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有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尽心上》）。他通过“同类相似”的逻辑来论证人普遍具有善性：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也，耳之于声也，有同听也；目之于色也，有同美也。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

孟子在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的“善”之同时，提出人之所以会有不善，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