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认为凡是人类都具有先天的德性好像有口都能识味有耳都能听音
孟子认为凡是人类都具有先天的德性,好像有口都能识味,有耳都能听音,有目都能观色一样,有心便都能识理义,他把这称之为“同类性”,并认为圣人和我们同类,具有同样的心,所以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就得出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结论。这不但论证了人人都可接受教育,都有培养成为圣贤的可能性,而且也反映了孟子的自然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倾向。人人只要按照自然的天性,给以良好的环境和教育,如同种庄稼一样,给以充分的阳光雨露,如同种树造林一样,不要常去砍伐,就都能生长得很好。这里包含着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思想,内因虽有善质,但还要靠外部的环境和教育的作用,这是孟子从“性善论”观点出发论证教育作用的合理因素。
在道德教育中,孟子注重培养舍生取义的精神。孔子在教育中注重“仁”,而孟子在教育中注重“义”。如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则说“舍生取义”。孟子认为无论做什么事应看它当为还是不当为。两样东西你都想要,但总要放弃一样,取其中的一样。如生命和道义都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二者不能并有,即使牺牲生命,也要保全道义。生死与荣辱发生矛盾时,志士仁人宁愿光荣而死,不愿屈辱而生。死虽可恶,但还有比死更可恶的行为,就不应避死而苟活,那就要舍掉个人的幸福以至生命,实现其道德理想。可见孟子认为道德生活比个人幸福、比个人生命都重要。这种道德境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民族英雄,与孔孟成仁取义的教导不无关系。
孟子根据“取义”提出了大丈夫的标准,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即有志气有作为的人。孟子认为,只有这样的人,经得起富贵。贫贱和暴力的考验,才能自觉地为实现仁政理想而献身,才能把道德规范的认识转化为自己的坚强信念。这条著名格言是后人经常提起作为自勉或教育青年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写照。
由于孟子把道德归于天赋,所以他的道德教育方法偏重于存心养性、寡欲和自反等方面。他同孔子一样要求“立志”,其内容便是志于仁义,有了仁义的志向还要能保持不变,这叫做“持志”。他认为能立志、持志的人,才能“养气”。他很重视“气”,但“气”要由“志”来统帅,有了“气”才会有实行仁义的勇气。孟子自称他善于“养吾浩然之气”,他的功夫就是平日能“集义”、“积善”。经过长期锻炼与积累就产生了一种“至大至刚”的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这种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神秘色彩,其实是有道理的。我们常讲“士气”、“民气”、“朝气”、“勇气”、“一鼓作气”等,主要是我们平日行事有理有义,或者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或者胸怀符合人民利益的远大理想。
孟子注重存心养性,是因为他认为人的贤与不贤,决定于他对先天的善端能否“存”、“养”和“扩充”,所以不可放荡,放了心就要收回来,如果诚实无虚地做到了这些,那就是最大的快乐。孟子强调寡欲,如果寡欲,即使失去了一些善心也不会多;如果多欲,即使能保存一些善心也就不多了。他主张寡欲而不是灭欲,灭欲是不对的,人不可能完全没有欲望,正当的欲望是无害的,有时还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动力。孟子还认为人会有过,改了就好,不要老是追究。他指出人的祸福都是自己求得的,什么事都要“反求诸己”,譬如你爱别人,可是别人还是不来亲近你,你就该反问自己仁义之心是否不够;你担任治理国家的工作,但是社会治安纪律却不好,那就要反问自己采取的办法是否不明智;你以礼貌待人,但人家不答理你,那你就应该反问自己的谦恭是否合适。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便要反躬自责,他还警告人们不要“自作孽”,凡是自作孽的人必然得到恶报,无法挽救了。此外他还进一步要求人们“与人为善”、“善与人同”,要求广泛地向周围学习,吸取所有的善集合到自己身上,并以此为快乐。认为这种主动、积极的“乐善”精神,推动着互相帮助,大家共同为善。
孟子在道德教育中还注意意志锻炼,他不像孔子那样重视感情的陶冶,而是特别注重挫折教育,在实践中进行意志磨炼。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聪明和才智,都是在艰苦和患难中锻炼出来的。他历数传统中的尧、舜、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任大事者,说明人才都是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将要担任重大责任的人,应当先经过一番艰苦锻炼,必先使自己的心志受到磨炼,筋骨受过劳累,体肤受过饥饿,身边时常缺资少粕,不能任意行动,这样才能震动他的心魄,坚韧他的性格,增加他忍受的能力,有了过失才能改,经过迷惑和思虑才能有所作为。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他还教导学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逆境时要独善其身,顺境时要兼善天下。孟子把在实践中进行意志锻炼当作造就一个伟大人物的必备条件,这是很有意义的。孟子的这些道德格言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看到的,也是我们在道德教育中可以借鉴的。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孟子认为“善教”是“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认为良好的政治赶不上良好的教育那样获得民心,良好的教育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所以他把教育看得比政治还重要,终身为之倾心尽力。他明确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自己一生的最大乐趣之一。虽然他曾批评过那些“好为人师”的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但他自己却还是尊重老师,重观教育,并乐于做一名受学生爱戴的好敦师。
孟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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