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弟若能行此数语则为阿兄争气多矣◎评点去机巧求笃实曾氏以奉行

贤弟若能行此数语，则为阿兄争气多矣。

◎评点：去机巧求笃实

曾氏以奉行“拙诚”二字而著称于近代。笔者有时想：倘若曾氏一辈子不离开翰林院，或者一辈子只做词臣、学政一类的官，他自谓“拙诚”，世人都可以相信。因为虽也是官，但与之打交道的是文章、学问，“拙诚”可以对付，而且也似乎要“拙”要“诚”才可以取得大成就。但他后半生专与人打交道，又绝大部分时间用在用兵打仗上，岂能“拙诚”？兵者，阴事也，用阴谋诡计，才能克敌制胜，一切都诚实坦白，还不被敌人所打败？一个从政从军的人，能有诚实可言吗？

但曾氏早年在京师做翰林时便服膺“不诚无物”的理学古训，中年后办湘军与敌人周旋，仍念念不忘一个“诚”字，不仅自己坚持，还要兄弟部属都要做到，在许多人看来，真的是一肚子书生气！笔者想，曾氏不至于迂腐到对敌方也诚这个地步，他的“诚实”是用在自己营垒中间的。在他看来，立身处世应以诚为本，在朝廷做官应诚，在外带兵也应诚，做的事情有不同，但做人的这个根本不应变。

古往今来，带兵的将帅大谈拙诚笃实的极少极少，而曾氏却以此训诫部属，并且居然还因此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奇迹。正因为此，过去不少人将他视为圣贤。

“强毅”二字，是人们所乐于称道的，尤其是从事政治、军事、商业等竞争事业的人更欣赏这两个字。因为依靠强毅，人们可以将自身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从而获取在一般状态下所得不到的收效。曾氏是个强毅的人。他在一则题为《勉强》的笔记中说：“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中庸》曰‘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论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为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长偷情之风，莫过于此。”曾氏颇懂辩证法，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且善于划清形似事物之间的内在界限。他的这个九弟在“强毅”方面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深恐性格强毅的兄弟走入“刚愎”一路，故特为强调“强”之最宝贵处在自强，即自胜之强。有哲人说，人的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自我的长处短处，尤其是短处，不易看出，看出后要克服它更不容易。能战胜自己弱处的人，的确是真正的强者。

世上许多所谓的强者，往往自视过高，自信过分，容不得不同的声音，更听不得批评的意见，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架势，有形无形地拒人于千里之遥，拒真知灼见于千里之外，其结果是给事业造成危害。这种强不是强毅而是刚愎。还有这样一类的“强”者：他们成天算计的是别人，看到别人得了好处，有了成就，心里就不是味道，想方设法地给别人使一竿子，或是用歪门邪道去试图超过别人。这种强，也不是强毅，而是强梁。

老九的强毅中既有刚愎的成分，也有强梁的成分，故曾氏要对他强调自胜之道，又特为指出他的军营“锐气有余，沉毅不足”的缺陷。军营的状态就是统帅本人的状态，曾氏在这里是婉转批评九弟的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气浮而不敛，兵家之所忌也”。其实，浮躁，不但是兵家之所忌，也是所有欲成功者之所忌。与浮躁相对的是静。“静”是中国学问中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大题目，很值得我们细加研究。

致沅弟（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

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安五来营，寄第二号家信，亮已收到。

十三日午刻，九弟妇生一女，极为迅速。巳刻余在曾家坳，尚无信息。旋因胡二龙来，余回腰里交付，即闻接内人、四弟妇过去。少顷，龙过曾家坳，则已踏生矣。血晕约大半时辰，服大补剂，申初痊愈。仰仗祖宗福庇，此事平安，弟可放心。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宜随时斟酌也。

甲三十三日回家，芝生十三日复来。温弟与李家定二月十三日拔庚。龙达生解元初七、初九宿腰里，初八宿小界家中。四宅平安，不必挂念。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草